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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學的“基層”——張未民(在中國作協九屆三次全委會上的發言)

發布日期:2018-05-25

   “基層”,應該是一個現代社會才有的社會學概念,是社會組織處于底部的部分。在中國,一般縣區以下的社會單位都被認為是社會的“基層”。這個概念,對于大國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生活尤為重要,其所表達的秩序含義凝聚了非常濃厚而鮮活的中國經驗。

   “基層”是一個現代社會工作的方法論。也可以用來描述傳統中國的鄉里組織、宗族體系、鄉土田園文化,可以被歷史化。

    但中國當代文學何以“基層”?“基層”而有文學,“基層”有多少文學?有什么樣的文學,乃至被建構成為一種“文學基層”?卻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。

    文學往往是個體性的藝術創造,在現代社會,卻又與社會組織結構的關系千頭萬緒,相當緊密。這在中國表現得尤為突出。“文學基層”,這也許是只有在中國才有的說法,體現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某些悠久的經驗,也證實著現代性文學與中國社會的廣泛而深刻的關系。中國作協九屆三次全會鄭重提出了要加強文學基層工作,并將其提升到厚植中國文學基礎的高度。我想這是可以引起作家深思并予以認真對待的。

    “基層”總是相對的。相對于中國作協,我們吉林作協就是“基層”,而就中國文學的社會組織體系而言,省作協其實還處于一個中觀的層面,縣、區作協及其文學存在,才是真正的“文學基層”。

    今年是改革開放及新時期文學40周年。40年來幾代作家協同文學媒體、文學教育以及文學團體,共同創造了“新時期文學”。而新時期文學還創造了一個“文學基層”。

    大家知道,五四前后,中國新文學最初只是在京滬兩地興起,并長期以此為中心向全國擴展,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,新文學才在某些省會城市得以萌生。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上世紀五十年代,在省級行政單位才建立了相應的作協組織。而縣區級作協組織的建立,則是新時期以來的事情,尤其在新世紀以來它得到了普遍的建立。縣區作協的組織化涌現,都是各地根據需要且發揮地方智慧自行成立的,不是上級統一文件要求的。從根本上看,應是順應中國新時期文化文學發展興盛的必然產物。

    這個組織化的“文學基層”的后面,站立著廣大的文學人口。一類是在基層從事文學創作的基層作家,一類是在基層因熱愛文學而參與文學生活的文學愛好者。他們代表著最廣大的文學人民。

    于是在黨的十八大以來,我們的文學工作不僅在基層發現了文學,還發現了這樣一個“文學基層”。比如在吉林省,這時絕大部分縣區都成立了作協組織,各自都有100到200不等的縣區作協會員,他們在所屬的區域大都辦有文學刊物,興辦活動,發揮著文學的影響。吉林全省縣區以上的作協會員規模已達5000人左右。我們還發現,在活躍于地方縣區的各類文藝協會組織中,作協組織往往是規模最大、機構機制最為成熟的,狀態是最為活躍的,這證明至今在廣闊的“基層”,穿透強勢的自上而來的影視文化“罩門”,母語的文學交流方式仍然是最為基本、最為方便、被認可和推崇的,這使“文學基層”的形成有了自然基礎。

    我們如何對待這樣的被稱為基層的文學?他們往往是被遮蔽的,我們所不夠熟悉的,熱情,執著,謙虛,卑微,無名。更多的熱愛和更少的名利功利,是顯身于我們主流的文壇之前的鄭小瓊、李娟、王十月、余秀華們的“基層”狀態。

    于是,黨的十八大以來,我們省作協的文學工作格局,起碼從主觀取向上有了一個明顯的轉型,可稱之為“一方三邊”。

    “一方”,是相對的以純文學嚴肅文學為志業的,并在創作水準(所謂“文學性”)上達到一定程度的主流文壇,是省以上作協的主要工作對象,是我們所熟悉的。“三邊”,一是縣區作協的文學基層;二是網絡文學基層,網絡作家作品與讀者是一種共生現象,背后是一種廣義的文學基層;三是傳統的古體詩詞領域,由于文體方式的時代差異以及現代性根深蒂固的文學等級觀念,也在我們熟悉的主流文壇之下形成了一種文學基層。而在這“三邊”背后,更可牽連出廣大的文學讀者、愛好者、生活者,共同構成了基本的廣大的文學人口。

    在這樣的轉型格局下,從吉林省作協的近五年來的工作看,業已形成的主流文壇及其文學仍然是我們的工作的重要支柱,其他“三邊”,我們加強了與省詩詞學會的聯系,但成效不多,主要是相互間的文體隔膜依然很深;我們成立了網絡文學專業委員會,但工作進展慢,網絡作家的網絡性格的“宅”,似乎表現出不愿“出宅”的傾向;而對縣區的“文學基層”,我們的工作則產生了一些成效。省作協啟用了一個并不算完美的概念:農民作家,建立了200多人的省文學院農民作家聯絡網,已連續5年出版《吉林省農民作家作品選》,每年都召開農民作家座談會,他們每次都像過節一樣興高采烈來到省作協參會。去年,開展了評選“吉林十大農民作家”活動。既有的主流文學工作加上依托于縣區文學基層的農民作家工作,構建了我們省作協文學工作新的重要格局。

    今年3月,我們調研整理分析了225份農民作家的情況樣本,其中有一組數字引人注意:225位農民作家中,41歲到60歲的有171人,占樣本總數的76%,而20歲至30歲的只有5人,31歲到40歲的只有16人。這個數字顯示的年齡結構和省級作協、中國作協會員的年齡結構比例十分近似。

    由此看出文學基層的兩個問題。一是這個“文學基層”與主流文壇同樣都是我國新時期文學的產物。41至60歲的人居多,表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學青年構成了當下“文學基層”的主體,那些新時期前20年取得了成就的作家,通過各種方式上岸發展了,披沙揀金之后,留下當年的文學青年守望著如今的“文學基層”。二是“90后”的“文學基層”人數已少到了危機的地步,表明近十余年的網絡文化影響所及,使新時期40年來形成的基層性文學人口資源發生了網絡之外的絕對貧困,起碼是傳統意義上“文學青年”的貧困。而這樣的“文學基層”的危機,同樣是主流文壇的危機。

    然而即便是生存于基層一邊充滿勞動一邊抽暇創作,漫長的守望也使他們的文學春華秋實、生色活鮮。我省優秀的農民作家,有的上了中央電視臺,有的在省級以上報刊、出版社發表、出版作品,其中不乏有《十月》《中國作家》《詩刊》這樣的雜志等。我們考察來到了蛟河縣的山村張曉英的家,夫婦倆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青年,因文學而結合成家,歷經村民的嘲諷、父母家人的不解,而一直堅持文學寫作到今天。他們家現已成為四鄉聞名的文學大院,還形成了一個近70人的由文學創作者、閱讀者、愛好者組成的文學群落。在這大山中的小村莊,我們讀到了他們創辦多年的文學小報《山花》,讀到了他們“在生存中寫作”的作品集,還看到了他們家舊書架裝滿了史鐵生、鐵凝、林語堂、莫言等好多作家的作品,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老版本,粗糙而質樸、溫馨,令人動容。這是一個在遠方的新時期文學及其“文學基層”的微小而巨大的真實存在。

    由此看“文學基層”的意義,主要有:1、說明了新時期文學的作家都從哪里來,我們許多人都來自于這個基層。2、說明了新時期文學的基層存在,它使新時期文學的空間變得廣闊。3、沒有這個文學基層,誰買誰讀我們主流文壇創作出來的作品?沒有文學基層,我們如何于生活中安頓我們的“新時期文學”?4、它影響和牽連著基層的廣大文學讀者,構成著基層的地方的文學生活,照亮廣大的社會生活。5、僅就農民作家而言,他們的文學表達和表達自身,似乎無法替代,他們沒有多少哲學、形而上情思、先鋒性,卻表達著人的基本情感、基本理念、基本生活,是鄉村振興的文化力量。

    “文學基層”,和主流的先鋒的純文學的精英的寫作一樣,都是我國科學的民主的大眾的文化的一部分。現在,中國作協在工作安排上加強了文學基層工作,如成立社會聯絡部、舉辦基層培訓班等,是夯實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學繁榮興盛基礎的重要舉措。

    “文學基層”是一個感受性主導的文學世界,更是一個我們所謂的“文學性不足”的文學場域。但如果我們把文學性不當成一個絕對的指標而寬容以待,“文學基層”的存在就將會是中國文學之福。

    《詩大序》中說:“在心為志,發言為詩,言之不足,則嗟之嘆之,嗟之嘆之不足,則詠歌之。”

    讀一下聞一多先生的《歌與詩》一文,他主張,正是這處于“不足”的嗟乎嘆息,即所謂感嘆之聲,才是詩歌最早的生命初心,其站位和價值就在于這個“不足”。一個多樣的有限的文學場域的存在,乃是文學生態的正常豐富,這是我們要建設的文學文明。

    善待文學基層,完善其組織架構,支持基層文學內刊,鼓勵文學名家多給文學內刊寫稿,讓文學基層更積極、明亮、活躍,是最好的。

    文學走進基層,建設文學基層。作協理應當好文學連接生活與人民的橋梁和紐帶,這是作協在新時代中國的新使命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(在中國作協九屆三次全委會上的發言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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